但诉讼终结后通过备案审查撤销或修改规范性文件，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其是否具有溯及力问题。

再看我国国有事业单位资产与权利、权力的关系。要合理确定居民部门初始收入及其人均数量，需结合不同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来识别居民部门初始收入与国民收入及它们的人均数有所不同的地方。

[45] 国务院关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的批复（国函〔2017〕91号），附件《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第9页。自主事业单位，国家不拨款，自收自支，如政府部门办的公证处、印刷厂、测绘所、规划院、酒店等。广义政府部门财产与个人部门财产之间量的比例，形成一国的国民财富结构，而国民财富结构从根本上决定法权的比例结构（权力/权利）。按国有财产→权力转化原理，在资产负债表的框架下，以上2174.428千亿元人民币大体来说就是支撑我国现今广义政府部门的权力的国有资产总量，但其中79.38%是净资产，表现为权力储备，20.62%是预算支出，且其中大部分转化为现实的权力，因而后者应该是关注重心。本文揭示了我国国有财产生成权力、个人财产转化为权利的机理、路径，但重点是关于个产对应和间接转化为基本权利、公法权利，直接转化为民商事权利的论述。

致人肋骨骨折一根赔3先令。同理，个产生成的权利也只能放在权利权力统一体法权中来理解。所谓生活环境是指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过的自然因素，如房屋周围的空气、河流、水塘、花草树木、风景名胜、城镇、乡村等等。

而且，不管是从概念上，还是从实践中看，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并不能严格区别。4.环境法典具有独立的法律部门性征。制度化依据自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21年的年度工作计划中明确提出要研究启动环境法典的编纂以来，[1]环境法典编纂已然成为法学界非常热门的话题。全面落实宪法生态文明规范体系中的原则性内容。

(一)以生态文明作为环境法典的核心理念并在此基础上凝练显性主线1.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及中国语境下的特殊理解。[47]2023年3月，《立法法》的第二次修改，包括明确规定立法应当符合宪法规定，明确了编纂法典的形式，将2018年入宪的生态文明建设明确为立法事项等，为环境法典编纂如何更好坚持宪法依据带来了新的契机，新的思考。

[36]参见汪劲、田秦等:《绿色正义——环境的法律保护》,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61-65页。因此，环境法典的编纂就要坚持以《宪法》为根本依据，以《立法法》为技术依据。正如有学者所认为的，合理的资源利用既可以最大程度地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又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20]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宪法上生态环境的概念和内涵并不具有完全的确定性。

[25]环境法律关系在内容上会涉及到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但针对这类内容，其调整手段和保护的利益可以通过民法典中的环境条款实现，也就是说这部分内容仍然归属于民法典而并非环境法典。理论上，作为第三法域的社会法，以维持社会经济弱者阶层的生存及其福利的增进为目的。从理论逻辑看，依凯尔森提出的法律规范等级理论，[11]就宪法规范体系而言，主要由宪法制定规范、宪法核、宪法修改规范与宪法律组成，不同的规范之间形成不同的等级系列，即在宪法规范内部存在上位规范与下位规范，下位规范服从上位规范，下位规范不得改变上位规范。国家的任何任务、目标，其目的和受益者，最主要的都是公民。

责任部分应以公法意义上的责任规范为主要内容，既需要与公法规范中的责任制度转介规定，也需要凝练出环境法意义上的特定制度表达，同时也要结合考虑公私法衔接意义上的私法责任的相关规范。[32]沈宗灵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337页;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106页。

[17]参见陈新民:《宪法导论》,新学林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410页。(一)关于环境法典的名称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所组织的法典专家建议稿，目前所使用的名称是生态环境法典[18],而学者们撰写文章，还是以环境法典的名称居多。

第二，生态文明具有明确的宪法依据。通过对环境法典进行名称确定、性质厘定以及范围限定等构成了环境法典编纂的外部制度化依据。为此，《环境保护法》第4条明确规定：保护环境是国家的基本国策。4.环境的概念并非泛泛而指。[2]而关于如何做好立法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的署名文章中有新的提法，明确指出：坚持依法立法，最根本的是坚持依宪立法，坚决把宪法规定、宪法原则、宪法精神贯彻到立法中，体现到各项法律法规中。[37]自然资源的使用，必须考虑到长远需要，做到资源的开发与保护相结合，使之兼有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

[2]为此，《法制与社会发展》《政治与法律》《东方法学》《当代法学》《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政法论坛》《法学论坛》《中外法学》《法学评论》《现代法学》《法商研究》《环球法律评论》《中国法学》等CLSCI期刊先后自2021年5月以来，陆续刊发了多篇环境法典编纂的专题文章。在我国，可持续发展在中共十五大被明确提出来，到了中共十七大已经被科学发展观这个更为系统化的概念所吸收。

把宪法生态文明规范体系作为一个整体，其对环境法典编纂的立体性、过程性、全面性的制度化依据既包括外部层面，也包括内核层面。作者简介：张震，法学博士，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教授。

需要指出的是，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在该句话的逗号之后，所以，其对应的是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的整体，也就说为了防止污染，既要保护生态环境，也要保护生活环境。但是，所谓宪法依据并非只是在环境法典第1条规定的类似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表达，更需明确环境法典的宪法依据到底是什么，到底如何对环境法典的编纂提供建设性的制度化的依据，以真正在实质上确保环境法典以宪法为依据，以保障环境法典编纂的质量，从而不仅可以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48]发挥其应有的综合性法律功能，也可以为环境法律部门在实证法律体系中的独立地位提供标志性的立法范本。

既不能无限扩展宪法上的生态文明规范体系的内涵，但也不能进行实质性限缩。而且从我国的立法实践看，宪法中没有明确的权利，而法律予以明确规定的，并不少见。第二，环境权适宜写在环境法典的什么位置?笔者建议，放在总则第2条[1]对于国家治理来说，地方人民法院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

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本级是我国人大制度的语境词汇，其根源在于人大按行政区划设置原理，即人大与一府两院的一一对应关系。另一类是除较大的市以外的其他市，它不分区县。

[36]在实践中，国务院分别于1984年、1988年、1992年、1993年4次批准17个辖县地级市升格为较大的市。参见王汉斌：《关于修改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的说明》（1986年11月15日），载《中国法律年鉴》编辑部编：《中国法律年鉴1987》，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104页。

由此，在直辖市内设立的中级人民法院与在地区设立的中级人民法院存在明确的法律依据。（三）共通规则：县级以上的行政区划必须设置地方人民法院法院设置分为设立与产生两个步骤，前者回答的是抽象层面是否需要某个法院的问题，而后者意在解决这个法院由谁组成的具体化问题。

制约地方人民法院设立的关键因素在于同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平等性。与之相较，不含情态动词的宪法语句往往指称某种应然状态，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会议的时候，选举主席团主持会议之选举主席团便是这种状态的表达。（四）在省、自治区内按地区设立的中级人民法院。参见韩大元：《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02页。

对此，似乎只能认为，设立是一个相对静态的概念，包括地方人民法院在内所有法院的设立都应由当时有效的组织性法律予以预先规定，它与动态的产生不在同一层次，设立毋宁是产生的前提。当地方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上述行政长官后，地方人民政府即设置完毕。

就后者而言，较大的市被经国务院批准的所修饰，此处有两种解释方案：其一，国务院批准的是行政区划，即从非较大的市升格至较大的市须经国务院批准，但依据我国《宪法》第89条第15项的规定，自治州、县、自治县、市的建制和区域划分均须国务院批准，如此解释将使限定词丧失规制意义。共通规则成立的关键在于命题二与命题三的证成。

[52]1954年、1979年与1983年的《法院组织法》皆规定，在省内按地区设立的和直辖市内设立的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由省、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一）无对应行政区划地方人民法院须按组织性法律的规定设立根据地方人民法院设置的设立规则，地方人民法院的设立应有明确的组织法依据。